眩目而纷纭的书影

作为一段刚刚过去的历史，1998年众声喧哗的出版界在新年的钟声里陷入了沉寂。检点一下1998年浩如烟海的“书籍新生儿”，几许欣喜，几许失望，几许新奇，几许无奈，也许每一位读书人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全面准确而又不失精当的描述1998年中国出版界的全貌是困难的，姑且来点蜻蜓点水式的点评，虽然难免有挂一漏万的遗珠之憾。

1998年是幸运的。历史给予它温故伟人和一个伟大时代的机会。从春到冬，出版界一股纪念的和风从年首吹拂到岁末。1998年，出版界有幸再次目睹了伟人的音容笑貌和一个伟大时代的壮阔波澜。无数的纪念性图书风行于书界，如中央文献社的《回忆邓小平》、人民社的《邓小平文选》典藏本、中央党史社的《周恩来世纪行》、上海人民社的《雾海明灯——上海周公馆图集》，还有中央文献社推出的纪念刘少奇百年的系列图书，让人们感觉到伟人们并没有走远。而《改革开放20年的理论与实践》、《20年画卷》等众多纪念改革开放的图书，生动地再现了那段非凡的历史。

人总是易于怀旧，这也许是天性使然。自古而今，种种人生际遇的感慨屡屡见诸文人笔端，如绵绵不绝的一江春水。而出版界似乎也有一种永远解不开的“怀旧情结”。以“老”字号打头的系列图书在’98图书市场甚是风光，山东画报社的《老照片》系列，每一辑发行量均在10万册左右。曾经不屑一顾的粗糙细节和历史深处幽微的美或丑，在若干年后回眸仍能看见弥漫着的朦胧诗意。

在怀旧中反思，在反思中怀旧。一些亲历过“极左年代”各种政治运动的人，而今多已年逾古稀。他们回眸往事，在痛定思痛中秉笔直书，人生的无限况味浓缩于笔墨之间。个中滋味，发人深省。此类图书构成了1998书界的一个亮点。如《牛棚杂记》、《思痛录》、《直面人生》等等，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历经苦难之后到达的新的精神高度。而知青书潮的再度涌起也不是当年的模样了。老鬼继当年轰动一时的《血色黄昏》之后又推出了领一时风骚的《血与铁》，“读之神魄为之震动”的《沉雪》在海内外引起了较强的反响，《中国知青情恋报告》以写实的笔法，述说了不同寻常的一代人在不同寻常的年代里的不同寻常的情恋故事。它们以真实大胆的笔触观照了作为个体的人在那场运动中形形色色的命运。

1998年8月，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洪斗争刚刚开始，出版界即在另一个战场掀起了抗洪热潮。湖北教育版的《众志成城——’98长江抗洪图》、漓江版的由《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集体著述的《世纪洪水》、山东文艺版的《’98洪灾检讨书》等等，还有许多非常实用的抗灾防疫手册。应该说，抗洪图书在这场举世瞩目的人与自然的大搏斗中功不可没。

“下岗”是中国近年来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在1998年书界，相当一批图书聚焦于下岗问题。如中国经济版的《跨世纪难题：谁为中国人造饭碗》，百花洲文艺版的《21世纪谁给你饭吃：中国习惯与再就业问题聚焦》等等。这些图书或以思想导师的姿态帮人换脑筋，或以向导的身份为人指点迷津。“知识经济”的口号刚刚问世的时候，可以说，中国大多数民众对其涵义还是一头雾水。一些出版社把握时机，推出一系列有关“知识经济”的图书，为读者释疑解惑。一时间上架图书令人眼花缭乱，收效也不错。

时政类图书的出版足以令人目不暇接，但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读者自当擦亮眼睛。

近年来图书对时事的快速反应令人咂舌，尤以98年为最。98之春，美国电影的《泰坦尼克》还没有驶过大洋，中国书界的数艘“泰坦尼克”已在书海中游弋，互相火并。戴安娜命丧巴黎，克林顿绯闻风波，施罗德手握德国权杖……那边的当事人还没缓过劲儿，这边的新书已让人无从选择。这些图书从策划到上市，一般只需要20天左右。

图书出版速度的大大加快是近些年出版业的主要变化，但这种应时性的快速出版，似乎有悖于出版的文化积累功能。一本30万字的图书从最初的策划、调查、论证到书稿付型，周期一般为两个月左右，而市场上许多图书在个体作坊快速地草草出炉，其质量不得不让人生疑，其收藏价值也可想而知。

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将“隐私”释义为“不愿告人的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而在98年的书界，一股隐私潮翻涌。“隐私”成了公开的秘密。除了被访谈人的名字是隐私外，现代人还剩下什么？

最令出版人烦恼的，该是选题重复或好选题被别人捷足先登。然而，98年出版界的某些人总是对改装别人的选题乐此不疲。一本《绝对隐私》卖火了，马上就有所谓的一系列“隐私”挤上来向读者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那点儿事；一本《老照片》被看好，顿时，无数的黑白照片铺天盖地地涌过来，拼命向人们展示那些陈年古董。辽宁人民出版社的《红镜头》一举成名后，说时迟，那时快，《黑镜头》、《绿镜头》、《蓝镜头》、《金镜头》。甚至连《毒镜头》、《热镜头》全都晃过来，让你招架不住。这种缺乏想象力的出版行为，书界谓之为“搭车”或“跟风”。当一本书沦落到拾人牙慧的时候，也是出版想象力衰竭的时候。

盗版，已经是一个屡禁不止的老问题了。

盗版者无孔不入，只要有利可图，便无所不盗。连以打假著称的王海，其《王海自述》也难逃厄运。而且那些人的盗版手段日渐高明，几可乱真。《秋雨散文》的盗版本连余秋雨本人都分辨不出，还买来一大批送人。1998年，对于盗版者仍是一个丰收年。单单余秋雨，其《山居笔记》还没有诞生的时候，盗版本甚至盗到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商务印书馆刚刚推出发行量过亿的《新华字典》新版，马上就发现了大批伪本；盗版者连北京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孩子们写的《自画青春》也不放过……盗版，已成为书界防不胜防、无从招架的一大公害。许多出版社为此甚至不惜巨资悬赏“捉鬼”，或成立“打假队”，千里迢迢擒拿书界不法之徒，但多半收效甚微或无功而返。——书界呼唤“钟馗”，呼唤“钟馗”。

1998年1月22日，由国家版权局牵头，组织中国版协、中国作协、中国音像协会、中国软件联盟联合组成全国性反盗版联盟；6月5日，天津公判一非法经营书刊的被告人有期徒刑16年；西安书市，万人签名反盗版。书界意识到，打击盗版，需要进行一场群策群力的“人民战争”。

1998年，文学期刊不断传来“噩耗”，大型文学期刊《昆仑》、《漓江》、《小说》等相继走完其曾经辉煌的文学之旅。年底，颇受文坛好评的《作家报》也息鼓偃旗。许多文学期刊订数连年下跌，质量有待提高，文学期刊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对此艰难情势，一些有思想的办刊人积极探索办刊新路，为高扬文学大旗殚精竭虑。如《大家》脱离云南人民出版社，自负盈亏，勇敢地投身于市场经济大潮，《青年文学》、《作家》也各有举措。1999，文学的钟爱者祝福文学期刊一路走好。